的官员,甚至都可以看作载沣照顾汉人的一个内阁名额。
唐景崇当过多年学政,不过并没有办现代义务教育的经验,于是下旨从各地抽调人才,成立一个中华教育会,采取间接管理的策略。
他选的人很准:有张謇、李谕、严范孙、唐文治等,几乎网罗了清末最懂新学教育的一批人。
张謇得从上海赶过来,而严范孙和唐文治次日便到了京城,大家都是老熟人,在李谕的府邸先聚了聚。
李谕对这项任命还挺诧异,问道:“朝廷怎么突然这么着急?”
严范孙伸出手指头数着说:“按立宪原计划,六年后必须使全国识字率达到总人口的5%,即2000万人。可去年学部进行了一项统计,发现当年全国在校学生数不过100多万,加上社会粗通文墨者,不过300万人,离目标太远。”
唐文治说:“实现工业发展,5%识字率已经是很低的限度,不然立宪的其他举措更难推动。”
严范孙说:“学制一事,自从废除科举起,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完成彻底转变,各地民怨沸腾,甚至不少省份早就有了离心。”
李谕说:“实际上,我这几年兴办学校,确实没有听到过几次学部的声音,更别提支持。”
“就是说嘛,都是我们自己办,”严范孙说,“学部已无法号令地方,有些省份准备自发成立教育总会。正因如此,学部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巨大威胁,为扭转被动局面,匆匆成立这么个中华教育会。”
李谕有点明白了:“就是想模仿日本高等教育会,实际上还是个官办组织,是学部的咨询机构。”
唐文治说:“帝师看得很透彻,此机构与皇族内阁简直一脉相承,是个不折不扣的笑话!朝廷又想放权地方自治,又不甘心彻底当个旁观者。”
李谕问道:“那你们怎么还跑来京城开会?”
“旨意都下达了,总不能一点面子都不给,”严范孙说,“先装装样子,主要是想来见见疏才兄弟,顺便聊聊天。”
李谕笑道:“想聊天不简单,以后我给两所学校多安几部电话。”
严范孙说:“电话是好东西,与疏才兄弟的电报机相结合,再方便不过。”
唐文治接着说:“自从袁大人托病回乡、张之洞大人逝去,朝廷这段时间的决定越来越像纸上谈兵,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学部只知道摊派任务,甚至不懂‘单级教授法’,你说可笑不可笑?”
“单级教授法”就是不同年级混编,在教师资源严重不足的前提下,是个有效的缓解手段。
李谕当年招募荷兰教师,也是因为荷兰的教师制度同为一个人教很多科目、很多年级,水平比较高。
历史上这个制度是1909年左右刚从日本引进的,还是比较适合早期国内的。
总之,李谕、严范孙、张謇他们办的学校教授内容是比较现代化的。
而朝廷定的学制,却一点都不像义务教育,更像“权利教育”。启蒙教育的内容不多,更就是一大堆忠君、愚孝的思想内容。
地方办教育的大都是有识之士,根本不会采纳这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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