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呗,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是啊,还没结束,”鲁迅叹道,“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李谕表示赞同:“未来更加迫切的就是思想革命,要靠德先生与赛先生,没什么别的办法。”
胡适和蒋梦麟这时突然过来,对李谕急切地说:“糟了!蔡校长辞职走了!”
“走了?”李谕讶道,“为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蒋梦麟说,“校长只留下一句话。”
“什么?”李谕问。
蒋梦麟拿出报纸,指着上面蔡元培的一句话:“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汽可小休。”
李谕一头雾水:“什么意思?”
蒋梦麟和胡适摇头道:“我们也不明白。”
李谕问向鲁迅:“周先生,你知道怎么解释吗?”
鲁迅看了一眼,旋即也摇了摇头:“蔡校长是前清进士,学问比我好得多,这句我不知道出自哪里。”
“我就说你们还是不懂吧!”辜鸿铭拄着文明杖走过来,哼了一声说,“新文化,哼,新文化!老祖宗的东西都看不懂了,还在这讲新文化?”
胡适也顾不上和他顶嘴,用恳求的语气问道:“辜先生,辜教授,您知道蔡校长的意思?”
辜鸿铭得意地坐了下来,拿起报纸说:“你们听好了,这句‘杀君马者道旁儿’出自东汉泰山太守应劭所著之《风俗通义》,意思是一匹好马在周边人不停地喝彩激励之下,越跑越快无法控制,最终累死在路边;至于‘民亦劳止,汽可小休’,则取自《毛诗·大雅·民劳》。以之判断,蔡校长是想表达自己就是那匹马,虽然赢得无数掌声,不过已身心疲惫即将致命。”
“原来如此,”胡适恍然,“辜教授不愧博学古今。”
辜鸿铭满意地说:“你们要记住,旧文化也是文化。”
蒋梦麟说:“蔡校长难道是因为这一个多月的事情,感到了不堪重负?”
李谕说:“蔡校长一向支持学生运动,或许是感觉到了事态不可控。不管怎样,咱们赶紧联合教师们,发电报把他请回来。”
蔡元培确实感到了一些有心无力。
五四胜利之后,很多学生过分扩张了要求,要求拥有决定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一旦所求不顺,动辄搬出罢课闹事相要挟;教师要是在纪律或考试上要求严格一点,即马上遭罢课反对。
罢课似乎成了学生手中威胁校方与教师的法宝。动机变得越来越复杂,一系列极其过分的要求也随即提出,如要求学校发放春假津贴以补贴旅行费用,学生的活动经费也要学校补贴,免费发给讲义等等。
当“街头政治”成为流行,热情越来越多替代理性时,民主的方式、法治的框架,都已被抛到脑后。
没有蔡元培,还真不好管教,必须让他回来约束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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