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诸公在一些问题上固然有些迂腐会揪着立储的事情对皇帝持续频繁的施加压力，但这中间却是有着极为高明的远见，而这份诏令若是真的按部就班的实行，也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冗官和一些进士出身官员进身过的问题，甚至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给炙手可热的进士科考试降降温。

　　不过若是所有的诏令都能够严格实行的话，那天下也就没有这么多烦心事了。总会有人能够凭借各种手段来突破种种限制达到目的，只是开始的时候是凭真本事，后面就越来越变味直至让诏令形同虚设，最终寿终正寝被废止。

　　“经义！经义！”对于吕惠卿这样如此能耐的同年，王景范自然是极为关注对吕惠卿的小传几乎是倒背如流，不过若不是因为这项诏令他还真的有些忽视了吕惠卿，这全是因为他升迁太过迅已经忘却未来的一些对手了。

　　吕惠卿的迹固然是得到了王安石、吕公著、韩绛等人的赞赏，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学术优秀——官员考课升迁，又无著作、著作风评如何也是其中重要的考量标准，而著作本身也可以反映一个官员执政的态度如何，如那《三经新义》便是王安石为变法的需要而撰写的，甚至成为官学的教材，这与欧阳修借贡举来推行古文运动的做法如出一辙。

　　虽说进士放任一方为官很快便调回京师的事情屡见不鲜，甚至还有刚刚授官尚未赴任之时便被改成京官的也有先例。不过王景范细细想来自己调回京师一来是在地方上淤田兴修水利挡了别人的财路被人暗算所致，但若无他在布衣之时的那两本著作，想来也不会被皇帝授官翰林shì读。王景范也知道正因为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人在学术上的卓著表现，使得他们在后人眼中几乎掩盖了其政治上的缺失，至于大文豪苏轼更是如此——按照父亲的话来说，凡是反对苏轼的都是错的，可见文名在大宋之重堪称登峰造极。

　　对于抑制进士出身的官员进身过的诏令颁之后，倒也没有引起太多的议论，先前便有各种小道消息传出，加之年初之时便有两年一考的诏令，只要稍微有点脑子的学子都可以理解。这两项诏令若是和在一起，按理说就朝廷取士的数量与先前没有什么变化，不过缩短了两次科举考试的间隔时间，无疑大大方便了那些处于偏远军州的考生，尤其是苏轼兄弟那样的川籍考生，他们数量大才高，能够从解试那关创出来无不是才子自然也就心高气傲，他们怕的不是上榜进士数量少而是间隔的考试时间过长滞留京师，至于升迁度慢那也要等中进士之后才考虑的事情。

　　相对于抑制进士出身官员进身过的诏令，所有人更感兴趣的是明年net闱是由谁来主持，按照往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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