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晴主演的连续剧《一代名妓李师师》中有一段经典的剧情:周邦彦和李师师一场欢好,恰好云消雨歇之时,宋徽宗却来了。
没地方逃,周邦彦只能躲在床底下,然后,就听了整整一夜的床,等宋徽宗走了,他满含醋意的作了一首词,也就是后世被人津津乐道的《少年游》。
结果好死不死的,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宋徽宗的耳朵里,然后他就被皇帝找了个由头贬了官。
很有戏剧性,也充满了荒诞不经,但这件事绝不是杜撰,而是明确记载于南宋诗人、词人,仪真录事参军张端义所着的笔记体史《贵耳集》中。
这本书也是后世史学家公认的考据《宋史》的重要依据之一。
故事是不是真的不重要,但周邦彦确实很有名,他少年成名,曾作《卞都赋》,使“卞京纸贵”,更是宋代着名词人、诗人,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排名还在李清照之前。
他历经三帝,官虽然都不是太高,但大都清贵:神宗时任太学正,后出京任溧水县令,任内为政敬简,受百姓称颂。
哲宗时回京,再任国子监主薄,后转秘书省正字,转任校书郎。
徽宗时,升考工员外郎、再升卫尉少卿、宗正少卿,兼仪礼局检讨,其间提举主掌音律诗词的大晟府,后拜秘书监。
要是做一下概括,他这辈子主要做了四件事:作词、教学、作曲、修书。
包括中间虽然数次转任地方,皇帝依旧让他“管勾学事”、“兼事修书”。
所以要说有一本南宋举子必考的《仪礼注疏》是周邦彦手抄的,还真就不奇怪,因为他大半辈子干的都是这个工作。
但南宋周邦彦的手抄本能流传至今,这就相当让人不可思议了。
不是说不可能,流传下来的宋朝的手抄本也不是没有,各大拍卖会中时不时就能见到。
李定安觉得奇怪的是,来历这么不一般,价值这么高,还保存的这么完好的手抄本,自己竟然没听过?
这就好比突然冒出了一份苏轼或是王安石的亲笔手稿,之前却没有传出一丁点的风声和征兆。
周邦彦又不是什么冷门人物,清真居士的名气还是相当有知名度的。好,抛开这个不提,《秘书省管下校书郎朱记》总有人认识吧?
这妥妥的宋版手抄本,而且是宋代皇廷内府藏书,再看品相,摆明一直都是精心保存,而非从墓里挖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东西早该名动天下,既便问世,也不该出现在什么展览会中,而是苏付彼、佳士德、嘉德、保力之类的大型拍卖会,上拍之前,必然被炒到爆炸的那种。
包括现在,展览会举办了一个多星期,迄今为止价值最高的一件藏品不过是宣统时期的一份圣旨,标价不过八百多万,能不能卖出去都不一定。
做做对比:至少两亿的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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