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始创于孝景、孝武时代的循吏文翁,至平帝元始三年,由王莽颁布制度,各郡国统一设立。但是汉末动乱,就连太学都开不成了,更何况各地的学宫呢?也就名士大儒刘表在襄阳复兴过一回而已,余者大多废弃。
是勋重修学宫,再开官校,就是要向曹操表明:你让我专注民政,好,我就专注民政;但我说过自己搞印刷术是为了教化,如今干脆就把主要精力全都放在教化上给你瞧瞧。赵达那种屁话,我知道你是不信的,我这番举动,就是要全天下人都不信他——这也算是对曹操一种无声的抗议。
当然啦,抗议归抗议,是勋此举,政治上绝对正确,儒林中可刷声望,曹操又能拿他怎么样了?
河东郡内,世家大族很多,卫、裴、董、柳以下,家世二千石的就不下十家,子弟们大多在家中读书,虽有不少往赴许都太学,但年轻太轻的,家人还真不放心让他们跑那么老远,那么,去郡治安邑上官校,就是相当不错的选择。更别说低一等甚至两、三等的那些中小家族,家中藏书和师资都不足,子弟们也未必有资格、有门路上太学,如今听闻郡内官校重开,个个喜不自胜,奔走相告。
秋税收缴上来以后,官校就正式开课了,四方来聚的士人,下起十二岁,上到四十八岁,足有五百余名,这数字把是勋都给吓了一大跳。他事先已经拜访过各大家族,请出几名宿儒充任教授,又命法曹掾、精擅经学的乐祥总管其事——在原本的历史上,杜畿治理河东,即任乐祥为文学祭酒,负责文教之事。不仅如此,是勋还兑现承诺,自己隔一天就往学宫去开讲。
历代经学,可分为“我注五经”和“五经注我”两派学风。汉儒是“我注五经”,即先有经典,再钻研经典去探求其中的道理;宋儒则是“五经注我”,即先有自己的思想,再歪曲经典来加以诠释。是勋一直是奔着第二条路去走的,只是原本不敢太明目张胆而已,如今他师承也有了,名声也有了,一郡之内,唯他为大,那还有啥放不开的?
在学宫之中讲课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是勋就越是胆大妄为,甚至不惜彻底地扭曲经义。比方说,孔子曾经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直接骂孔老二主张愚民政策是不对的,应该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广大底层民众根本就没有接触知识的可能,强使知之,反而会出事儿。但是勋在讲这一句的时候,却干脆按照后世为给儒家洗白白而到处流传的不靠谱点逗方法,读成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倘若老百姓遵从你的政策,那便可以不加管束,倘若老百姓不肯遵从你的政策,那便需要先开发民智,教化他们。
如果说是勋当初私注五经,往里掺了一成的私货的话,那他如今在河东讲学,就足足掺了三成还不止。他要利用儒家经学,阐释自己觉得可以在这时代拿出来的崭新的思想,从而创建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正所谓和尚摸得我……啊不对,朱熹做得我便做不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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