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发动的“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以及随后对上海的占领,摧毁了上海近百年累积起来的现代化基础,上海由此更坠入“除了人命以外什么都贵”的恐怖时代。
据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统计局发表的数字,在“一二八”事变中,上海直接损失高达亿元,被难人数约80万人,约占华界总人口的45%。战区内半数以上的工厂被毁,七成以上的商店遭到破坏,大中小学校受灾200多所。地处交战区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及东方图书馆即在事变中被毁。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治安已经恢复,日本陆军不久从上海全部撤退,一切也都恢复原状”。事实却是,闸北、吴淞、江湾等地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也未能“恢复原状”,而像东方图书馆这样的文化公益机构则永远消失了。
与“一二八”事变相比,侵华日军继“七七”事变之后发动的“八一三”事变,对上海的破坏更近乎毁灭性。据《申报年鉴》记载,当时有4998家工厂、作坊的设备被毁坏,战火最集中的闸北一带,工业损失100%,虹口和杨浦损失70%,南市稍轻亦达30%。由于华界大片居民区被毁,上百万走投无路的难民从四面八方涌进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虽然上海各界在租界设立了众多的难民收容所,其中独臂神父饶家驹在毗邻法租界的南市区创办的“饶家驹安全区”即安置了近30万难民,使他们免于疾病和冻馁,但仍有大批难民无处栖身,露宿街头或废墟,病死、饿死、冻死者比比皆是。事变中,闸北再遭灭顶之灾,几乎所有商店、住宅、工厂均被摧毁殆尽,恒丰路、共和路、大统路悉成焦土,全区仅剩苏州河畔的几间残缺不全的住宅和一个裕通路的四安里(俗称三层楼)。闸北曾是上海最具活力的都市工业区,战后已变成满目疮痍、魍魉出没的一片荒郊。一位曾在那里安家的美国人说:“即使我见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也没有被破坏得如此彻底的。”
以上所列仅是战争造成的直接损失。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华界后,随即展开疯狂的经济掠夺,那些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华商工厂企业再度遭到洗劫。日军宣布对占领区内的工业物资进行“军管理”,总共76家中国企业被管制。短短几个月,日军通过巧立名目,强取豪夺,控制了上海绝大多数的煤、铁、盐、电、航运、铁路、烟草等军事及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质生产,并“以上海为据点,确立帝国向华中方面经济发展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州河南岸租界虽已成“一座孤岛,一片为荒凉、恐怖和野蛮围困的绿洲”,但仍相对安全,华界工商业遂迅速向租界集中,大批难民的涌入亦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租界工商业不减反增,一度出现所谓“畸形繁荣”。据统计,1937年底,公共租界工厂仅442家,1938年底激增至4707家,1939年又新增1705家。其他诸如进出口业、百货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营造业等也大都呈扩张之势,获利倍蓰。
然而,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租界以后,上海全城沦陷,孤岛繁荣不再。日军“接收”了包括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煤气公司、英美烟厂等在内的所有大型“敌性”企业,以及汇丰、麦加利、花旗等15家英、美银行。1942年3月27日,日军又对重要工业原料及其制品,以及大米、小麦、面粉、煤炭等实行军事统制。对华商工业企业,日军则分别以“军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借”等方式加以霸占。更致命的是,由于日本和英美交战,海路断绝,上海的原料来源和工业产品销售立即陷入危机,工厂纷纷倒闭或停工。有位外侨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这样感叹道:“上海曾经的喧闹,如今已变得寂静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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